作为福建省关押男性罪犯人数最多的监狱，泉州监狱关押的罪犯中，判处死缓、无期的重刑犯占比30%，如何将这些枉顾法纪、恶习缠身的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，不致再危害社会？泉州监狱教育改造科在罪犯教育改造中进行了长期的探索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三条规定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、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，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。
“将罪犯从罪恶、绝望中唤醒，逐步拥有自强的精神、自立的能力和自律的意识，使他们回归社会时能够更好地融入，做个守法公民，这便是罪犯教育改造的深刻意义。”泉州监狱教育改造科科长黄振龙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地说。
世界上最难的事，就是把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
“在外人看来，监狱民警的主要职责是看押罪犯，但实际上，教育改造才是监狱的主责主业，这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。泉州教育改造科的民警中，有公职律师，有心理咨询师，不少都有教育学、心理学、医学专业背景，我们一心致力于教育改造工作的科学性、专业性，在狱中以科学的手段逐步转变罪犯的三观，帮助他们重获新生。”2000年入警的教育改造科副科长刘富强，毕业于福建中医药大学，入警后参加了司法部为期一年的罪犯心理矫正技术培训，2004年参加国家技能考试获得心理咨询师资格。
“你说什么？你要离婚？”罪犯黎某被判死缓，漫长的刑期加上妻子提出的离婚要求，让他觉得一切都被摧毁了，绝望笼罩着他。刘富强运用心理学知识，先和黎某产生共情共鸣，让其觉得自己是有人理解的，从而建立起咨询辅导关系，再按照“否定、愤怒、讨价还价、沮丧、接受”五部曲，帮助黎某完成了艰难的心理疗伤过程。
最终，黎某在亲情电话中平静地与妻子做了告别，但刘富强对他的心理矫治并没有到此为止，而是进一步引导他参加团体心理辅导活动。
团体辅导是一种解决共性问题的高效心理辅导方式，刘富强介绍，“对因为刑期长而感到生活没有希望的罪犯群体，民警邀请成功减刑并在监内表现良好的改造典型作交流分享，这些活生生的案例比民警的鼓励更有影响力。同时，让分享的罪犯体会到帮助他人的满足感。”
民警们会在团辅活动中讲述精心撰写的故事，通过反问罪犯“主人公的做法是否正确？应该怎么做？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带领罪犯从最初的听故事，到描述主人公的行为，再到思考主人公的问题，最终从故事中找到自己的身影，学会换位思考，反思自我。
黄振龙表示，分析犯罪原因，法律知识缺失及认知偏差是主要因素。监狱民警要做的，就是转化罪犯的错误思想，但这件事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很难的。都说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把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。
年轻气盛的赖某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会为了争夺儿子的抚养权，亲手捅死了结婚多年的妻子，被判处了无期徒刑。交谈中，赖某告诉教育改造科的心理咨询师徐钻能，入监以来他内疚、自责、沮丧，一想到孩子，更是悔恨交加、夜不能寐，时常有自杀的想法，他非常害怕。
找到病因，徐钻能着手对赖某进行了三个阶段的矫治：倾听、陪伴、共情，通过无条件接纳等心理会谈，建立良好的矫治关系；识别负面情绪、错误想法，记录和监控自动思维，对其错误信念进行干预；制订行动计划，进行行为试验，寻找检验替代核心信念，发展成替代性、适应性的信念。
24次的认知行为治疗，徐钻能把赖某“我一文不值”“我很差劲”的核心信念转变为“我是有价值的”“犯了错误没关系，我可以从中学习”。现在的赖某，情绪和精神面貌都有了很大改善，抑郁、内疚、恐惧情绪大大减少，开始主动与家人联系，了解孩子的近况并尝试和孩子沟通。
一次不行，那就一百次，只要坚持一定会改变
早在2006年就成为泉州监狱第一位公职律师的黄振龙坚信，法治是最好的改造手段。今年8月，黄振龙当选福建省律师协会理事，他认为，这正是对泉州监狱教育改造科长期推行法治教育的肯定和鼓励。在他的带领下，泉州监狱由11名公职律师组成的民警法治讲师团一直致力于为罪犯这一“法治落后生”群体补课。
一场场考试、一次次宣誓、一遍遍重读，就是对法治信仰的重塑，“一次不行，那就一百次，他们总会听进去，坚持就一定会有改变。”教育改造科民警毛晓江说。
泉州监狱长期实行罪犯法律知识合格考试制度，学法微课堂、出入监宣誓、法治文化节、普法栏目剧、普法微动漫等，多种形式的法治教育在润物无声中增强着罪犯对法律的敬畏和认同。
在一次“重读判决书”活动中，重刑犯陈某声泪俱下：“当年法院的判决书一下来，我就把它撕了。这次我重新看到自己的判决书，认真读完犯罪事实后，我为自己犯下的罪行感到不耻和深切的懊悔。”
此外，泉州监狱教育改造科积极探索以监狱为主导的恢复性司法模式，力所能及地修复罪犯受损的社会关系。
“年少的我，一时冲动，将你们的儿子杀死。我知道你们不会原谅我，但我要用一生来向你们尽孝忏悔，我活着，就是为了赎罪。”七监区罪犯王某在民警的指导下，用2个月时间，十易其稿，给因其故意伤害致死的受害者父母写了一封万言忏悔信。从2020年开始，他每月将劳动报酬寄给受害者父母，被退一次，就拜托民警再寄一次，今年年初，王某终于收到受害者妹妹的谅解信，信中只有一行字：“我们原谅你了！”看到那短短一行字，王某抱头痛哭，心中的石头落地了。
近3年来，监狱通过组织罪犯向被害人书写忏悔信、履行财产刑、拍摄忏悔视频等方式，生动直观地唤醒罪犯的良知，1237名罪犯向被害人赔偿损失，1529名罪犯自发向武汉火神山医院捐款抗击疫情，3125名罪犯主动参加“中华慈善日”公益募捐活动……
法外有德，德中有法，这是一对孪生兄弟
“法律是成文的道德，道德是内心的法律。”近年来，泉州监狱结合闽南地域特色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罪犯教育改造相结合，以文化艺术为载体，引导罪犯重塑“健康人格”。
在泉州监狱，一些被大众拍手叫绝的非遗绝活，已悄然生根发芽，别有一番气象。巨龙在空中舞动，“旗阵”“腰鼓”整齐划一，“拍胸舞”“二十四节气鼓”大气磅礴，“掌中木偶”“妆糕人”活灵活现，还有逗趣生动的“火鼎公婆”，耳畔空灵的南音……这些非遗技艺使人仿佛置身于泉州的大街小巷、寺庙祠堂，感受着泉州非遗文化的沁润。
2013年，舞龙和南音等8个非遗文化项目作为首批引入项目，在泉州监狱扎下了根。开通专属电视频道、组建国学兴趣小组、开设非遗技艺培训班，教育改造科把传统文化融入罪犯改造生活，许多罪犯在学习“非遗”技艺的过程中找到了“出路”。
“爸爸，我也想捏泥人！我要那个孙悟空！”“捏泥人20元一位，现场教，也可以买材料，回家自己动手！”在孩子们七嘴八舌中，泥人摊的摊主招呼他们坐在简易课桌边。
摊主林某是“妆糕人”非遗传承人，这门手艺是他在泉州监狱服刑时学会的，“我原本在监内学习泥雕，2016年监区成立了‘妆糕人’非遗制作技艺兴趣小组，聘请师傅进监指导。我因为有泥雕基础，成为了第一批学员。”
今年3月刑满释放后，他回到老家后在广场摆起了摊，“这里的人不知道什么是‘妆糕人’，为了方便，我就改叫‘泥人摊’了。”现在，林某除了现场教学、卖成品和材料包外，还立了一个牌子，免费为学校上公益课。
从每天2、3个小时的摆摊，到为7、8个学校上公益课，再到成立自己的非遗工作室，林某在这门传统技艺上找到了出路和希望。“这些技艺都是老一辈传下来的，丢掉很可惜。”受疫情影响，林某无法进入校园授课，他另辟蹊径，在抖音和微信上做起了推广，“发一些作品和教程，但最近没空录新视频了，我得先忙结婚的事。”林某开心地说。
如今，泉州监狱各项非遗技艺培训开展得有声有色，已实现“一监区一特色一品牌”的目标。据赖世潭副监狱长介绍，目前监狱引进“非遗”项目18个，聘请12名民间非遗传承大师进监开班收徒，培养监内传承人近900名。疫情期间，监狱“停课不停学”，通过视频教学、以老带新等方式持续开展培训，定期举办达人秀、作品展，营造热烈的学习氛围。开展“罪犯就业推荐会”，搭建罪犯回归社会“最后一公里”，实现非遗保护和人才培养的双丰收和双促进。
晋水江畔的“高墙摆渡人”
泉州监狱教育改造科在罪犯教育改造中，立足于“培养身心健康、遵纪守法、有一定文化素养的新人”的改造目标，根据春夏秋冬四季节令、气候变化的规律，设置了文化、心理、体育、法律四季教育主题，形成周而复始、动态调整的主题教育模式，让罪犯的服刑改造之路始终沐浴在充满阳光的正向教育里。
一套便服、一个背景，“亲情通”视频通话系统和留言系统，用“亲情钥匙”打开罪犯“心锁”，迅速让监狱教育改造工作“升温”。罪犯林某见证儿子结婚现场，“喝”到了“儿媳茶”；罪犯陈某看到了疫情期间出生的孩子；罪犯张某视频连线在女子监狱服刑的妻子；罪犯蔡某在民警的帮助下营造了工作“假象”，细心维护孩子幼小的心灵……
满眼风波多闪烁，看山恰似走来迎。泉州监狱教育改造科的“高墙摆渡人”，帮助罪犯摆脱过去的迷途，渡过心灵的黑暗，重塑对法治的信仰，相关事例先后被《法治日报》、中国长安网、中政委长安剑微公号等媒体报道，11篇教育矫治案例入选司法部司法行政案例库，先后获评全国“中华魂”主题教育活动先进集体、福建教育援助协会“最佳援助中心”等荣誉称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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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谢伟英 陈晓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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